坐在桌子上。她大概十九、二十岁的样子，头发自然的棕黄，皮肤细白，属于可爱的那种类型。记得开始她并不是坐在桌子上的，后来可能因为复印病历的工作人员认为她是自费，不需要报销，所以不肯给她复印全部的病历。她生气了，小声地与他吵了几句嘴，就坐在桌子上不吭声了。她坐在桌子上的样子有些顽劣，不过我认为这也没有什么。她的病历放在我母亲的病历之上，我看见上面写着肾小球肾炎什么的，年龄也如我猜测的，20岁。刚才，我帮她和工作人员理论了一番，虽然他没有说愿意通融，但已不再说话。
“你也是肾方面的问题。” 我仗着替她说了几句话与她搭话。
“换了。”她只吐出两个字。
我楞了3秒种，才明白她的意思。大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似的，僵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并不是说我不能接受别人移植，而是觉得，眼前的女孩儿——她穿了好看的高跟拖鞋，双口袋恤衫裙也足够短，有着如反刍动物们棉质的眼神。在这么样的年龄，经历这样的手术，让人的心承受不起。而且，后来我知道，她的肾是妈妈给的一只。只一只，就让她重新变成一个健康的正常人，尽管过程简单，属于亲体移植。没有来自死刑犯，没有来自从地下黑市购买。
在我离开那个散发着不祥气味，包裹光线的尘雾的病档室时，女孩儿仍坐在桌子上，小腿在桌面与地面的空间处轻轻晃动着。沿着那些有陈旧血迹的楼梯下去，迎面碰到一个妇人，不知道是不是她的母亲。不过我听到她刚才和母亲通了电话。
我认识的另一个移植过的女孩儿并不是在医院，而是通过朋友认识的。这样说也许不准确，这个女孩儿原本算是我的青梅竹马，我们失散后很多年通过朋友再次相遇。尽管她这段我不在场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我一直被遮蔽在某个维度里，这并不是她的有意为之，可能她觉得，这样的事，并不是像Ｑ嫩的烤鳗鱼，每月做一次美甲彩绘那样的话题脱口而出，直到移植的狐狸小尾巴自己露出来，她才娓娓道来，和盘托出那些“不能说的秘密”。
她便是潘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