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戴笠把话点明了之后，凌春就刻意地躲避符力。然而，因之后戴笠失事，她天真地以为自己应该安全了一些，这才在一些公开的和非公开的场合，又开始了与符力的一些正常接触。当然，很多年前，她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是纯粹的朋友，两个人之间的接触，完全是为了工作方便。
事实上，凌春心里很清楚，符力就是中共在上海地下组织的成员，虽然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一家租界报馆的主编。
那家报纸虽然与《申报》这样的大报是不能相同并论的，但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当年在法租界。随着抗战的胜利，那家言论明显偏向左翼的报纸，已经让政府部门责令停刊了。符力也随之转变了身份，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
而同期凌春从《申报》新闻部调到副刊部，担任了文学版主编。副刊的特点，使得她需要找一些文人名士给捧场。符力的文笔之锋利，文学功底之深厚，在当年上海滩是出了名的。因此，凌春专门邀请他作为自己专栏的专栏作家，撰写一些时事评论。
起初的时候，符力并不知道凌春已经特务盯上了，还时常因工作上的事情来找她。但是，凌春多次刻意回避与他面对面接触时，符力就嗅出了一些特别的味道，也就不再去找她，除了邮寄搞件外，不再有别的什么接触。
时间过了1947年的冬天，此时国共内战的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国统区内的报刊上新闻还在不断吹嘘国军部队什么时候又拿下了什么重镇之类的战报，但事实上，国民党的军队已经从全面进攻，转变为向一些重点城市转移，形成局部区域防卫。反之，解放军却开始走出大山，拿下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集镇，对国民党军队盘踞的一些大城市外围地区开始蚕食，进而形成包围之势。国共内战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决战，正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中。
这时候，凌春不知道，一场与自己命运相关的阴谋从那时起已经在展开：已经从军统上海站站长升任到总部巡视员的何三春，奉命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开始搜查一支日军战后潜伏在中国的小分队。
何三春介入此事缘于一次巧合。
抗战结束后，政府从各部门抽调大批人员组建战俘审查工作委员会，在军统内部受到派系排挤的何三春，就从军统上海站站长的位置上被当成临时工派了了过去。就是在这期间，何三春在审查一个叫井上川的日军战俘时，得到了一份情报：他从那个战俘的皮靴夹层里，找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名叫小田尚男的人写给他的同乡村上之树的。
何三春不识日文，现场负责翻译的人当时也就草草地看了一下那封信，说是一封家书式的信，说了一些他们部队到哪里了之类的，没有什么情报价值。当时也没有太在意，就把信件当作资料给封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