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时“做题家”也代表了唐代科举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有题可做，但真正做题的地方并不在科举。
尽管唐代科举舞弊五花八门甚为严重，然而唐代的考试制度重心其实并不在科举，而在科举后的铨选，科举是礼部主持的考试，而铨选则是吏部负责的面向所有官员的考核。
（关于唐代科举舞弊的种种行径，有兴趣的可以查一下王维被点为解元的故事，以及“行卷”，“温卷”等合法的场外舞弊行为，更能让大家理解唐代科举中残留有浓烈的察举制色彩）
哪怕已经中了进士，如果通不过铨选贡举（铨选在每个官员卸任后想要再任时也要参加，故而唐代能长期当官的人都是“做题家”），仍然做不了官，有唐一代这样的空头进士多如牛毛。
故武宗朝名相李德裕就公开表示看不起进士出身的官员，认为科举并不是能展示一个人才能的方式。
而李德裕所在的时代已经是中唐末期晚唐中期的宪宗至武宗时代了，可见有唐一代对科举的争论是始终存在的。
回到武周时代上来，持续升级的宫廷政变与制造恐怖最终引爆了“神龙政变”，“唐隆政变””，“先天政变”等三场间隔极端而烈度又极高的政变，短暂地终结了唐朝愈演愈烈的宫廷血腥斗争。
并使这三场政变中最大的受益者，唐代最具争议的皇帝，李隆基登上了历史舞台。
公正地说，李隆基统治的前中期，极好地恢复了武周时代遭到极大破坏的民生和政治秩序，并实际废除了府兵制，用募兵制和部分改革的租庸调制挽救了因财政危机而接近崩溃的唐朝。
同时部分解决了自武周时就愈演愈烈的流民问题，之所以是部分解决，是因为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并未实现根本改革，而还是在均田制上小修小补。
募兵制改革的本质是用当前尚且良好的财政来避免危机的立刻爆发，而募兵制改革后，被纳入军队的流民武装就开始要求要进行战争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以维持自身的存在。
盛唐的繁荣，一方面是这种制度上的局部改良与执政者本身的勤勉和公正延缓了初唐制度的彻底崩坏。
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同时代农业气候条件的极大改善，即便是奴隶制下的吐蕃帝国都能雄踞高原而崛起，掌握千万人口，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政权还并未经受真正危机的考验。
而到了李隆基统治的后期，社会危机的愈演愈烈，初唐制度的总崩溃已然不可避免。
安史之乱是偶然事件，但唐朝旧有制度的崩溃则是必然事件，而后续河朔三镇长期稳固的割据统治更是证明了唐朝的分裂绝非意外，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一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和建立其上的社会制度，将在这场大混乱中孕育而生，并从此主导未来1000年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