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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第一圣：多面曾国藩》 免费试读

曾国藩规定，盐商必须至少承运一张“大票”或“小票”，才能参与食盐贩运。承运一张“大票”，需本钱五、六千两；承运一张“小票”，需本钱一、二千两。这显然不是中小盐商所能承受的，所以中小盐商被挡在了食盐贩运的大门之外。

同时，曾国藩加强对淮盐贩运的管理。食盐到引岸后，经过审批后才能按顺序销售，销往哪里，销多少，定价多少，全由政府部门决定。

后来，李鸿章又提出“捐输票本”的政策，规定只有之前向政府交纳过捐输的大商人才能运盐。至此，淮南盐政名义上是票盐制，其实已经完全倒退为纲盐制。

曾国藩、李鸿章的票盐制改革，对于稳定食盐运销、增加稳定的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的本质是纲盐制，是行政权力对于市场的一种强行干预，这样也就很难杜绝官员利用行政权力牟取暴利，最终搅乱食盐市场。

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今天也是有着启示意义的。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减少对市场的强行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政府部门更多的时候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服务生，而不是管理者。同时，我们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灵活机动性，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三，如何使好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增进民生福祉。

好的政策并不意味着民生福祉的提高。如果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那么再多的好政策，对于增进民生福祉也起不到任何作用，老百姓也不会买你的账。

相对于明代来说，清代的政策要好得多。“摊丁入亩”后，清代农民只需缴纳一种税收，那就是地丁银，税率非常低。部分省份的农民，需要缴纳漕折，税率也非常低。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的话，清代农民的负担是非常低的。

然而，清朝的这一好政策并没有落到实处。后来，老百姓在正常的赋税之外，需要缴纳耗羡。地丁银、漕折银在熔铸的过程中（将农民上交的散碎银两熔铸成一定规格的银锭）会产生损耗，漕粮在运输过程中（运送至京城），也会产生损耗。为了弥补损失，地方官员往往背着中央政府征收耗羡，即在正常的赋税之外多征一些银两和漕粮。这本是违法的，但在当时成了官场的潜规则。农民的负担开始加大。

清代的县级办公人员非常少，一个几十万的大县，只有十几个办公人员。这样一来，知县不得不大量聘请编制外的人员帮助他行政，这些人就是胥吏。

清代政府官员的工资非常低，后来虽然推行养廉银政策，但是县级办公人员的工资依旧很少。同时，清代又实施高度集中的财政体系，地丁漕折绝大部分要上缴国库，留给县里用作办公资费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