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梓筠的父亲是一名身材矮小但是精练灵活，充满运动活力和无产阶级乐观精神的大胡子男人。他最大的喜好就是在周末去地质队周边的所有可能钓得到鱼的河川野塘进行扫荡。以往国家实行的是周末单休，马梓筠记得最早提前至周六的深夜，父亲就会背着两根自己用细柔竹子削砍出的竿身、两边剪去翼毛的鹅毛浮漂、成卷尼龙钓线拼装出的简易钓竿，再带好蚯蚓竹筒、鱼篓、防雨雨具、小竹凳、饮用水和干粮，根据此次垂钓目的地的距离长短，或者步行，或者推着自行车出发了。整个周日的白天，马梓筠是见不到父亲踪影的。他也不清楚父亲钓鱼的具体方位，只知道每个星期日的傍晚父亲是一定会准时赶在晚饭前回到家的。风尘仆仆但是兴致极佳的他回来之后吃饭时在饭桌上都会和母亲提到一些自己根本也不熟悉的地名，听起来都是一些村庄、河道、水塘、桥梁，很多都是民间的俗称，比如“二道桥”、“鹰嘴闸”、“知青坝”等。这些标志点都如被卫星定位般深印在父亲的脑中，他就是这附近方圆几十里山川水系的活地图。父亲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鱼篓里总是装着大半篓的各色猎物。其中多数都是鲫鱼、参条（音），偶尔会有大些的鲤鱼、鳙鱼，长着胡须的昂刺（音），有时还会有甲鱼、虾蟹、河鳗。附带着有时也会给马梓筠带回些黑色的、红色的大小各异，或软糯多汁，或梆硬清口的酸涩野果。与惯于依靠昂贵的海竿和精心调制的饵料在大塘大江边守候数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地猎取动辄十几斤、几十斤重的巨型草鱼、青鱼等“大家伙”的多数心怀破纪录大志的钓友们不同，他宁愿在杂草没膝的河塘堤岸上行走寻址，沉溺于巴掌长短的小鲫鱼、翘嘴白频频咬钩之中而无法自拔。甚至还素以地质队钓友圈内的“鲫鱼王子”自封，并倍感骄傲。马梓筠至今还记得父亲早年亲口提到过的一件趣事。就是有次天降大雾，那个雾浓得啊，真的是伸手难见五指。他一大早就背着钓竿、披着黑雨衣穿行在一片坟地之中，结果与一个赶早去贩菜的老乡陡然间狭路相逢。那次一向胆大的他也是难得地有些惊慌失色了，因为毫无心理准备，周围又都是荒草萋萋的坟堆。但是那名可怜的菜农反应更大，当场瘫坐在地，简直是被吓得屁滚尿流了，估计还以为穿着一身黑的他是什么专门在鬼雾中出没的魑魅魍魉了。
这个男人有着家乡宁城男人出了名的粗亮嗓门，但是缺乏宁城男人同样出名的精于算计的头脑，也没有他们情急了不管不顾习惯于在街角巷口背身撒尿的传统恶习。他身上有着毛泽东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产业工人身上那种早已消逝的鲜明的直率坦诚、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性格，这一点即便是放在地质队与都市相比简单得多的人际关系圈中也是十分显眼突出的。这培育了他既不会阿谀，更敢于直面顶撞看不惯的上级的秉性，哪怕这位大队领导曾经是与他相互交换手表以盟证情谊的青年密友。而偏偏两人发生意见分歧时旁边还有几个看热闹的旁观者，结果可想而知。领导说过了倒未必真正放在心里，旁观的小人则顺势添油加醋，落井下石，在领导的耳边猛嚼舌根，大吹阴风。这也使得虽然马梓筠的母亲和这位领导的夫人同在医院任职，而且私交不错，可是马父还是为自己的冲动和直爽付出了代价。不仅失去了若干次提干和轮岗的机会，也只能在地质队公认地位较低、工作较苦、环境较差的车间一线一直干到退休。而在背后对他攻击最为猛烈的某名车间领导报复的初衷只是因为有一次在车间的职工大会上被父亲出言顶撞了几句，便长久地记恨在心，择机使绊。在马梓筠自己眼里，多多少少会觉得父亲是一个行为爱好十分分裂的怪人。他有着爽朗无忌的一面。举止细节毫不讲究，看不惯人和事就是看不惯，有想法就一定要说出口，议论起国家时政来也是毫不避讳。多少个夏夜的傍晚时分，马梓筠坐在家里的书桌前挥汗如雨地完成作业时，伴随他的，除了吱哇作响的电风扇声音，就是从远处的路口传来乘凉的父亲慷慨激昂的点评时事的大嗓门。父亲的政治观点基本就是《毛泽东选集》中的正统观念，忠诚地崇拜毛主席。但他也不是那种“义和团”拳民似的愚昧的排外主义者，既不反日，更不反美。身上没有丝毫狭隘民族主义分子盲目的狂热，对于成绩超人的美国田径队、女排队中的明星运动员如刘易斯、海曼等人也是欣赏乃至崇拜。他浓眉大眼，英姿飒爽，可是很不善于修理边幅，加之整日在肮脏的车间与油腻腻的机床为伍，身上就更加难以保持整洁了。但是他却是能歌善舞，是地质队里出了名的文艺积极分子。他对于手风琴、二胡和口琴等各种乐器都是无师自通，演奏技艺极高。对于民族舞、迪斯科、探戈、拉手、慢三慢四等各种舞步也是纯熟在胸，带动舞伴时挥洒自如，丝毫不受身高的局限。独跳蒙古舞《赛马》或者蹦跶迪斯科时更是激情洋溢，被许多舞友戏称为“地质队舞王”。唱歌虽然受制于嗓音天生飙不出高音，可实际上乐感很强，歌曲的节奏拿捏得极准，哼出的曲调很少有走音的。对于乐谱也很精通，对于指挥的精髓也很了然于胸，指挥起几十人规模的合唱团来也是驾轻就熟，潇洒飘逸。
